四月二十五，北平郡，临渝宫，皇帝行在。
自远征军东渡辽水，第三次东征正式打响后，行宫与东征统帅部之间的联系便骤然紧密，消息传递速度亦骤然加快，成百上千的信使和扈从卫士们纵马飞驰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辽西大道上，让大道上所有运送粮草辎重的军民都切实感受到了由前线传导而至的紧张而压抑的气氛。
这种气氛同样弥漫在行宫，但相比前两年的东征，今年行宫的气氛格外压抑，因内忧外患加重而日趋恶化的中外大势把圣主和中枢逼到了险境，他们不能输掉第三次东征，不能失去这根可能会逆转当前政治困局的“救命稻草”，然而，他们越是害怕什么，越是担心什么，却越是来什么。
之前统帅部和远征将领们阳奉阴违，表面上遵从圣主命令，暗地里却极力阻挠甚至反对安东军到怀远与主力大军会合，实际上这意味着军方与圣主、中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随后齐王恣意妄为，擅自以巡边为名率军离开怀远，北上扶余城与安东军会合，而这一惊人之举意味着齐王与圣主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现在崔弘升更是无法无天，高句丽使者议和而来，崔弘升却以议和条件有辱中土为名，一刀把高句丽使者砍了，直接断绝了双方议和之路，岂有此理！这还没有王法了？事关东征成败、国之兴亡，一个前线统军大将既不报奏圣主，亦不请示统帅部，自己就擅权独断了，这事往大了说是谋逆，往小了说就是目无法纪，但崔弘升一反常态，义无反顾地就干了，根本就不怕圣主、中枢和统帅部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
细思极恐。今日崔弘升既代表了军方的主战派，亦代表了山东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他诛杀高句丽议和使者的极端举动，实质上就是代表军方主战派和山东政治集团，向圣主和中枢发出了挑战，向中央集权改革发出了挑战。
军方主战派对第三次东征的目标就是灭亡高句丽，唯有如此才能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才能挽回卫府荣耀，才能重建卫府强权，才能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维护卫府军权，而军权的集中是中央集权改革的重中之重，没有军权的高度集中，中央集权制不过是空中楼阁，一阵狂风暴雨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山东人尤其是河北、幽燕两地的豪望和普通民众为东征付出了惨重代价，元气大伤，若第三次东征不能灭亡高句丽，不能取得辉煌胜利，不能获得巨大政治利益以弥补这个巨大损失，山东人重创之后的衰落速度会越来越快，山东政治集团在中土三足鼎立政治格局中的被动局面会越来越严重。
圣主和中枢把目标对准了卫府和军权，关陇人把目标对准了山东人，东征战场则是博弈双方激烈肉搏之地，而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则决定了博弈双方的胜负，所以圣主、中枢和关陇人的底线是鸭绿水，拿鸭绿水以西国土来换取高句丽的臣服投降，如此既可赢得东征胜利又可加强军权的集中，同时又可压制、打击和削弱山东人，但军方主战派和山东人岂能束手就缚？岂能任由对手玩弄自己于股掌之间？
于是崔弘升爆发了，第一个渡过辽水开始了第三次东征，然后风驰电挚直杀鸭绿水抢占先机，接着一刀砍下高句丽议和使者的头颅，把圣主、中枢逼到了“墙角”。接下来怎么办？形势这么好，战局这么有利，将士们战意盎然，士气如虹，一个个摩拳擦掌要杀到平壤，要屠灭高句丽，要报仇雪恨，要开疆拓土，圣主和中枢难道还要固执己见，置大势与军心于不顾，非要止步于鸭绿水，非要给自己戴上懦弱无能、畏惧怯战的“帽子”？非要打击自己的威权、抹黑自己的形象？
然而，圣主和中枢一旦被迫改变攻击策略，命令远征军倾尽全力灭亡高句丽，后果就严重了，形势可能失控。
若远征军久战无功，甚至再一次战败，圣主和中枢必将面临政治坍塌之灾，更严重的是，若南北大战紧随其后爆发，士气低迷军心涣散的卫府大军能否抵挡住呼啸而来的北虏大军？能否据长城之险御敌于国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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