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鲸吞之后 (第1/2页)

当初“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您还是再转会儿吧。但问题是，这些军阀和党内人物又搞不过蒋介石。说起来，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我不写这些，正如我不会写诸如第29军内部复杂的纷争。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现在，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南京除了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外，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

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

“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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