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守不守 (第1/5页)

上海开打后，决定全面持久抗战的中国进入了紧张、悲壮又倔强的大迁移中！

当然不只是政府机关向华中、西南内地迁徙，还有文化、教育和工业的迁移。

1933年初，山海关失陷后，北京天津暴露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南京将故宫的文物装了一万多箱分批南运。中日开战前，这批瑰宝从上海秘密运往南京朝天宫库房。为保护国宝的安全，上海开打的转天，政府派专人在军队押解下将其分批运往大西南：第一批80箱文物精华经长沙入川；第二批7286箱走陇海铁路经陕西入川；第三批文物的运送最为惊险，在12月5日南京陷落前一周，一共9369箱文物走水路经武汉入川。

故宫的文物是华夏五千年文明之精华，可谓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漫长的护送途中，一路上的紧张与惊险，是我们万难想象的。

这些华夏文明之血脉的转移入川，实际上比天津东局子飞机场之战中用大刀砍日机的场面更悲壮：中国人，为民族血脉之生存，为文化血脉之延续，跟企图亡我而后快的军国日本，真的拼了。

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大迁移也在紧张进行中。战前经国民政府十年建设，现代工业、金融、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初现成就。有人对所谓“黄金十年”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如果想想那年代的中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搞建设的，就应该对十年中工业增长率平均6.7%的数字怀有敬意。

在工业建设中，南京最看重交通建设，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那个年代，交通除了关系经济外，更关系国防。开战前，中国的铁路有平汉、粤汉、津浦、正太、胶济、同蒲、浙赣、陇海等十多条大动脉，新建铁路超过2万公里。苏、浙、陕、湘、桂、川、黔、滇、粤、闽等多个省份的公路网也已经通车，新建公路则超过8万公里（“八一三”前后，确实发挥了不错的运兵效果）。

上海开打后，军政部长何应钦牵头搞战略资源的转移，其中工业资源是重头部分。怎么把沿海的工业迁到大后方，是政府必须考虑的。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1937年中国的3800家现代工厂，有3300家在沿海城市，其中上海又占了1200多家。

人要走，买张火车票就行了，但迁个工厂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尤其是重工业厂。按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回忆，当时迁一个厂，必须做到这些：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未复工前工人安置，此外还要面对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

但就是这样，经万水千山而又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工业星夜兼程地向大后方迁移着，为中国的现代工业保留了最宝贵的薪火。但也有很多工厂不愿意走，无论怎么动员，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这些工厂主的想法是：就算日本人来了，他们不也得需要这些工厂吗？他们就不吃饭，不用商品了啊？

总之，该走的，能走的，都在向着华中和西南大后方转移，因为日本人已经追过来了。

上海跟南京间的太湖北岸有两道国防线：第一道是吴福线，第二道是锡澄线。按新上任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接替去山西帮助阎锡山的黄绍竑）和作战组组长刘斐的想法，上海退下来的军队，利用这两道国防线作有次序的撤退。

军令部拟订的撤退计划是：陈诚的左翼军殿后，张发奎的右翼军和中路军先撤。但操作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是说兵败如山倒的事情发生了。

在上海苦战3个月的中国第3战区的士兵们拥挤在通往后方的公路上，信息不通，指挥混乱，很多士兵找不到长官，只好各行其是，过完桥就炸桥，也不管后面还有没有友军。天上有日机跟踪轰炸，地面上的日军跟进速度又非常快，往往是中国军队撤退到一个阵地后还没喘口气，日军的前哨就已经跟过来了，不得不再一次撤退。

即使有的部队比较镇定，想利用这两道国防线抵抗，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从别的省份赶过来的，不熟悉江苏的这两道国防线，手里也没有地形图。更要命的是：这两道国防线，主要由碉堡和各种掩体构成，但碉堡的铁门钥匙掌握在当地保长手里，仗一打起来，很多保长就找不到了，拿不到钥匙，碉堡也就成了废物。有些碉堡终于打开了，跟日军一接火发现：碉堡基本上建在了阵地正面，忽略了侧面，建在正面的都高出地面一米多，目标过于醒目，以致一些部队长认为：这些碉堡在机动性和安全性上还没散兵壕来得实用。

吴福线和锡澄线终成影子防线。

中国军队退一步，日军进两步，仅从心理角度上讲，这样的战斗已经没办法打下去了。尤其是柳川军团，鬼得很，数路并进，多点迂回，而且时不时地叫日军化装成难民，在迂回中进行迂回，搞得民心大乱，比如要地平望镇还没失守时，在平望后面（以西15公里）的震泽镇就被日军便衣队袭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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