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走向全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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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处于外向经济的低级阶段——出口导向，政府仍然通过对国内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本币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原本预计通过逐步降低中央银行的干预频度和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使人民币逐渐接近外汇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东亚国家采取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来应对危机，同时它们希望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免引起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对稳定亚洲经济和平息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要在许多邻近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中国的中央银行只得经常入市干预。这使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变成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7月，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一直维持在1∶8.27左右，上下虽略有浮动，但浮动的范围极为狭小。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随着中国出口能力的增强，人民币低估状态显得愈来愈明显。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出口导向是一种利弊互见的对外贸易战略（见表6.5）。这种战略指导下的出口贸易扩展到一定程度，它的负面效应就会凸显，有必要调整政策，转向全面开放。正如东亚实行这种所谓“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所遇到的情况那样，中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10来年以后，也渐渐显现出问题。除与贸易对象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外，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表6.5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的优缺点比较

续表

数据来源：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第一，从微观经济方面说，正如J.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所说，出口导向型战略固然使需求不再受本国收入的限制，但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却可能“迫使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化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中”，削弱了长期增长的潜力。也就是说，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延续，鼓励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巩固了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成了为外国企业的“打工专业户”，付出了大量资源，却只能取得微薄的收入。

在20世纪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土地等资源还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还是利大于弊的。而在21世纪初期条件发生了变化，“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或者将要出现，本国技术力量已经成长起来的时候，这一战略不利于本国企业技术创新和升级的缺陷就日益暴露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以后，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其他贸易。自加工贸易额1996年首次超过一般贸易额以来，一直是第一大的出口贸易方式。不仅如此，加工贸易还构成了贸易顺差的主体；加工贸易顺差持续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5年及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额与贸易顺差总额之间的比率分别为139.82%和106.43%，2007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95.06%。

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缺乏自己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AssembledinChina（中国组装），而不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OEM）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乃至1/10，代工企业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举出一家瑞士和美国合资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LogitechInternational）的例子，说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在苏州的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旺达（Wanda）牌无线鼠标，该鼠标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占20%），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占37.5%），罗技的零配件供应商，如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和安捷伦（AgilentTechnologies）拿走14美元（占35%），剩下的3美元（占7.5%）归中国，而这3美元还要用来支付苏州4000名职工的工资以及能源、运输和其他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超过苏州工厂内4000名中国员工的收入总额。《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评论道：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可以说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