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管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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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只管天下事

轰轰烈烈的官场争夺告一段落，然而，中国却正在面临着一次更深刻的动荡。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孙中山政党，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思想界感到强烈的震撼，敏感的人士先一步意识到一种新的思想导向已经在中国生根了。

1920年2月2日，一艘“大通轮”正在雾霭中逆江而上，太阳初升，江面上一片金光闪闪，江水被游轮翻起两道白浪，发出和谐的“哗哗”的声音，空旷的船板上只有一个削瘦的中年人站在那，欣赏着这江上日出，他就是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他这是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之邀，去武昌参加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经历艰苦的牢狱生活的磨炼，陈独秀瞅上去更加干练了，他的《新青年》办得有声有色，逐渐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言论的阵地。而经过“五四”，陈独秀也由激进的民主派逐渐地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到达汉口时，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这位名震国内的革命者。

陈独秀到达武昌后，便开始四处演讲，他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文华大学第4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讲。又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演讲，听众除青年学生之外，还有议员。接着，他又到堤口下段保安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会数百人，除此之外，陈独秀还应邀参加了几个小型座谈会。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4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的思想。

这天晚上，陈独秀正在整理各地发给他的信件，李汉俊推门而入，陈独秀马上起身招呼说：“老李，你怎么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又让我去哪演讲啊！明天可不行，我得去参加一个座谈会……”陈独秀自顾自说着，突然察觉李汉俊一直没说话，再一看他脸色，就猜出了几分。陈独秀凝重地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李汉俊略感为难地点点头，说：“湖北政府知道你在这演讲，已经下了搜捕令。”陈独秀气愤之极：“现在是民主社会，难道我们个人还没有言论自由吗？他们还是怕了我，怕我宣传的主义！政府真是太叫人失望了。”李汉俊也很气愤，但也不得不劝陈独秀赶快离开武昌，2月8日，陈独秀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的寓所北池子门前，人影闪动，几个戴礼帽的在那里走来走去，还不时互相交换眼神，一看这样，就知道是便衣。原来北京警察厅知道陈独秀今天抵京，所以企图加以逮捕守株待兔。高一涵恰巧经过这，看到这情形，马上转身往李大钊家走去，李大钊和王星拱正在家里谈论着陈独秀今天回来的事，高一涵就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来，一进门就喊道：“不好了，陈独秀家楼下站了很多便衣！”李大钊、王星拱一听都有些着急了。这陈独秀一回来，不正好被堵个正着吗，李大钊说：“这样吧，我去车站把独秀截到这来，然后先安排个住处，再设法送他离京。”高一涵说：“好是好，但这样很危险，如果陈独秀被认出来，连你也得被抓进去。”李大钊笑笑说：“这倒没什么，别忘了我说的是东北话，现在是年底，正是生意人往各地收帐的时候，如果有人盘问，我就说是做买卖的，不就成了。”王星拱知道李大钊是河北人，而且衣着朴素，很像生意人，由他护送，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就说：“那你小心点，然后让陈独秀就住到我家吧，你这儿目标太大。”

这样陈独秀就暂住在王星拱家里。但是陈独秀很愁闷，由于行动很受限制，更别提再出去演讲宣传了。王星拱看出了陈独秀有苦闷，于是两人商量，事不宜迟，两人决定明天就秘密离京。2月12日，天气异常寒冷，一辆马车急驶在去往朝阳门的路上，车内正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穿着长衫，拿着几本帐本，为防搜查，还在怀内揣了几张店家的红纸片子。陈独秀呢，也脱去了西装，穿着王星拱家里厨师的衣服，油迹满衣，光得发亮，头戴一顶毡帽，俨然一个跑外的小伙计模样。马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出声，恐怕泄漏出南方的口音。这一路上，两人患难之交，志同道合，更加深了友谊。

他们一路上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畅谈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阐党。他们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李大钊怕火车站有警察恭候，便让陈独秀换上西服，摆出教授派头，送他上外国轮船。

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