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是铁了心要做出改变的，而他要改变的重点，就是「法」，所有的一切新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如果没有「法」的保护，都将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取缔和消灭的。
而孙可望要做的，其实就是让「法」在社会层面上，取代原本的那些道德和风俗，成为最低最彻底的行为准则，或者通俗一点说，便是深入人心。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法」取代「权力」，确立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也必将是科学和民·主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要想完成这一目标，仅仅靠孙可望一个人可不行。他虽然具有不少现代人的思想，年轻的时候，为了应付考试，也背过一些概念，但那根本算不上什么。或者说，许许多多和他当年一样，背着那些东西的人，其实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只是以为自己背了就懂了。
文字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让人产生错觉的——就这？我懂了。就和许多人看不起历史上的枭雄，觉得这么简单，我上我也行一样。
而朝中也几乎找不出真正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理论创新的人，毕竟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的是极其深刻的思考和体验。
不然，孙可望也不至于亲自点名黄宗羲，要他来南京了。
而完成了驱除鞑虏，挣得了天下间最大的大义，又没有使用肮脏卑鄙手段篡位，永历皇帝还十分热心，屡屡说要禅位让贤，眼见着就要合乎礼法登上帝位的孙可望，此时也已经被绝大多数文人所接受。
毕竟，大家都是读书人，不懂得变通的，那还是读书人吗？除了某些老顽固之外，绝大部分人都是热衷于加入新朝。必要的时候跪一跪，不寒碜，以后想跪，还没地方跪呢！
王夫之和黄宗羲最终在张煌言得引荐下，终于见上了面，若把把顾炎武，唐甄也凑齐，那这个时期的华夏四大思想启蒙家，就齐聚一堂了。
孙可望倒是想要看这样的热闹，最好四个人吵一架，或许他们的思想理论境界又能更上一层了。只是另外两人都在游山玩水，北方刚刚收复，到处都是一片混乱，顾炎武暂时还没找到踪影。
而正如张煌言所料，王夫之是知道内幕的，孙可望早就见过了他，并和他深入探讨了许多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使得原本被钱谦益说动，对孙可望产生了一丝丝怀疑的王夫之，再次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对方。
孙可望也是把王夫之当作这方面唯一能够理解他的人了。他最担心就是人心，但凡是制度建立在人上的，那他所有的努力，都终将是白忙活一场。
孙可望可不敢赌，他的接班人会贯彻他的方针政策。或者说，三四十年或许还难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基本力量，这是生产力的制约。
王夫之听完孙可望的话，其实也明白对方的决心和担心。特别是听到对方要尝试建立一套制衡自己权力的制度的时候，他便知道他看对人了。
无论孙可望是碍于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压力，还是发自心底的。对于王夫之来说，只要他做了，就足够了。而这些，也正是他将来要奉献一生的事业。
对于王夫之和黄宗羲这样的文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静心研究自己的理论，创建一个传承千百代的学派，让天底下最优秀的一批学子听着自己讲学，跟着自己研究，然后把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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