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有荆、益”是科学严密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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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隆中对策”

公元207年，刘备第三次造访隐居襄阳隆中的诸葛亮，诸葛亮愿意出山辅佐刘备，并回答了刘备的提问，被称之为“隆中对策”。“隆中对策”的精华在于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天下可以三分的理论，明确指出刘备应占据荆、益，建立政权，作为“信大义于天下”①的基础。那么，“跨有荆、益”是否可能，是否科学，本文试图给予论证，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一

诸葛亮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对于荆州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的情况都谈到了，是四衢之地，“用武之国”。而温文儒雅，治州有方的荆州牧刘表，虽拥有强大的武装，却不愿卷入争霸天下的战争中，又不愿臣服于操控中央政府的曹操，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即将来临的硝烟认识模糊，将自己的十余万甲兵闲置起来，仅靠客居荆州、兵不满万的刘备御敌，这显然是靠不住的，以至于史书评价他为木人。因此，诸葛亮说：“其主不能守”。

当时的荆州，人力、财力、物力是相当充沛的。第一，汉末战乱的重心在北方，战争的漩潮尚未移至荆楚，人口是有增无减的。第二，在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治理方略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②，加上本土精英，可以说人才丰沛，市场广阔。第三，由于境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生产力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原有的生产关系仍在发挥着正常的作用，其物资财富相对遭战乱破坏的地域来讲应是丰盛许多的。能够招抚流民，赈赡士人，大办学校，厚待刘备等，更能说明荆州当时政局比较稳定，经济相对发达，在全国应是财力最强壮的地方。

上述相对优越的客观条件，诸葛亮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刘备客居荆州七年来的作为使“荆州豪杰归者日益多”③的现实情况，诸葛亮也是有所考察的。战火将至，刘表没有预案，造成了民心慌乱的局面，诸葛亮更是思虑万千。因此，他希望刘备肩挑重担，夺取荆州，首先占据这块人力、财力、物力充实的膏腴之地。

但是，荆州是四衢之地，“用武之国”，要相长期占据却是相当困难的。诸葛亮的策谋中又有两算，其一是向西发展，吞并刘璋的地盘，将荆、益连为一片，把益州设计为荆州的依托和后方，“益州险塞，沃野干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其二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这样一来，就能达到三分鼎立，如果孙、刘联盟，就可以抗衡强大的曹魏。

地跨荆、益的立国策谋，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分天下的预见也是可以实现的。公元208年，曹操挥师荆、吴，乌林一役，曹操败北。刘备夺得荆州一部，鲁肃又劝孙权资土加强刘备，以达三足鼎立，并努力维系三足鼎立。公元211年，刘备西进入川，214年拿下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的现实。

二

地跨荆、益而立国的构想是否科学、严密，尚需论证。“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诸葛亮站在主观三分的立场上对东吴情势的估量。而东吴呢？孙坚、孙策之世都有争霸天下的雄略，但到了孙权之世，虽有问鼎之心，却无挟鼎之力。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④诸葛亮说：“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与孙策遗嘱不谋而合。孙权身边有鲁肃、周瑜、张昭、顾雍、程普、韩当、黄盖、诸葛谨等文武贤良，在曹操逼荆州，进而扫江东之时，虽然主战派与主和派发生了争执，但以鲁肃、周瑜为代表的主战派说服了孙权，在保江东方面达成了共识。如何才能保江东，仅凭东吴之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鲁肃的鼎足江东之议是非常有见地的，并且在终鲁之世，一直在为此项事业奋斗不止，即使偶遇尴尬，也未失吴、蜀联盟之大义。这与诸葛亮联吴抗曹，三足鼎立的构架的一致性又是契合无缝的。

那么地跨荆、益与吴、蜀联盟是否存在矛盾呢？存在的。吴蜀的联合结盟是两个弱势集团之间的，为了各自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利益而合作，当利益发展不平衡时就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非常激烈，甚至产生过尖锐的对抗，如吕蒙袭荆州，刘备征吴等，但从根本上讲，联盟抗曹应是主流，是双方存在的根本利益。吴、蜀的摩擦与对抗属于内耗，是不利于自身的。

荆州的丢失，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原因，特别是刘备集团在取川与经营荆州的操作过程中，对某些环节的把握出现了缺失。在取益州的过程中，荆州是命脉，是大本营，是人力、物力供应的总后方。何人守荆州，何人取益州，最初的部署是基本正确的。刘备率领庞统、黄忠、魏延等文武入川，又有法正、张松为内应，按计划要求是完全可能的，但中途出了两点意外，其一是张松受戮，其二是庞统殒没，使得刘备处境险恶，不得不调遣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强弓硬弩急赴益州，在取成都的决胜关头，马超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以来，刘备的政治、军事重心都转移到了益州。

这时的荆、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由总后方变成了前方，这种变化从表象上看，是“隆中对策”所设计进去的。而从实质内容看，却与之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关羽要面对曹操的正面战场，又要预防东吴的暗谋。当此时，益州的决策者们在执行“隆中对策”的策略方面出现了重大的闪失，即使取汉中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但却没有把荆州的防务缜密部署。取益州，仰仗荆州，而取下益州却没有及时补充荆州的力量，这是导致荆州丢失的原因之一。其二，荆州将帅内部不睦，没有能够调合关羽与麋芳、士仁的关系，其主要责任在益州的高级决策者。其三，吴、蜀联盟不是钢铁长城，关羽独守荆州时又违背了“外结好孙权”的既定原则，使荆、吴关系紧张，并产生了裂隙。其四，在此基础上发动了襄阳战役，而襄阳战役的无节制及关羽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导致身、州二亡。其五，刘备集团的兴旺及扩张的势头使孙吴感到了威胁。孙吴的资本原本在刘备之上许多，而现实却显不如，这种形势任由发展，孙权也是不愿看到的。

吴、蜀虽是两个相互依存的利益集团，但在具体生存方式上又存在着千万的差别，当危急存亡之时，吴希望刘备的强大，当刘备过于强盛时，吴希望削弱刘备并向曹魏妥协。刘蜀与孙吴结盟是出于自身抗曹的目的而对吴进行某些方面的利用罢了。这种关系在其初期，孙权、刘备都得到了实惠；在其中期，刘备强壮，孙权得不到利益，不得不做出唇齿相害的举动；在其后期，相依自保。